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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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那天晚上有人说，鲍天啸绝对不是自作孽想寻死。他自己找上门，向日本人报告刺客线索，举动看似发疯，其中却另有缘故。“他是不是想到日本人那去找靠山？”当时老钱猜测。他敲开每一扇紧闭的房门，压低声音把消息告诉大家。
  此刻公寓中人，好像得了某种自闭症，又好像蝼蚁退缩到洞穴中，不相往来。楼道寂然无声，整幢公寓似乎只有老钱是活人。他照旧按时上楼巡视，咳嗽声大得像个国王。他训斥那些窗栓，在楼梯间咒骂热水瓶，宣布每家每户必须将写有自家门牌号码的热水瓶拿回家，即刻执行。一转身，他又拿扫帚出气，一脚把它踢到墙角。
  即使是日本宪兵，也不得不与老钱妥协，承认他与众不同的地位，依靠他管理这座被占领的公寓。由他负责扫除楼道垃圾，修理不时会出点问题的管道，他成了这块被占领土的主人。他与站岗的宪兵比画手势，他任性地敲敲随便哪家的房门。公寓中有几位先生太太他素来敬畏，认为“有身份”，难得人家跟他说几句，他也都垂着手陪着笑。可凭着新近获得的地位，如今他也能板着面孔拒绝，那个不行这个不能。看到人家愁眉苦脸轻声轻气，他反而要开几个玩笑，声音特意说得响亮，好像如此一来，身份高下就能得以巩固。
  后来，也是老钱最早转变看法，跷起大拇指，一五一十说起来，好像当初他就能识于微时，看重鲍天啸，并与他结交。他是鲍天啸的坚定辩护人，又好像成了他的铁杆戏迷，好像在他眼里，鲍天啸所有举动都意味深长，一招一式都有既定目标。
  即使到那时，关于鲍天啸的动机仍存在争议。反对者说他不过是赌一条烂命，是淹死前胡乱抓根稻草。他们内心深处也许有点不安，当初他们逼迫他，弄得他只好去找日本人。但就算他们隐约感到愧疚，也不会自己站出来扛下罪名。不管怎么样，鲍天啸确实偷吃了人家的东西。生死一线间，一小片面包、半碗米饭都性命攸关。怎么能说他们先前做得不对呢？
  封锁第三天，人都饿昏了头。近来，日本宪兵队频繁出动封锁，但此前从未动过食物的脑筋。封锁把公寓变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监牢，而断绝粮食就像是再加上另一层牢笼。饥饿使人彼此隔绝，成了孤魂野鬼，每个人都躲在家中，躺在床上，坐在角落。
  鲍天啸却忽然活跃起来，神神秘秘放出消息，说他有办法弄到吃的。现金交易，一袋米五百块。一瓶美国进口牛肉精，五百。一罐福牌乐口福，三百。在战前，这两三袋米的钱就能买一辆小汽车。有人咋舌，可是也有人出得起。再说，你也要替人家想想，宪兵队封锁下组织黑市交易，抓到会被枪毙。
  说实话，我听说价钱这么贵，也是吃了一惊，没收的粮食堆在工具间，林少佐把钥匙给了我。我有一大堆食物，我的脑袋也还正常，我还能像正常人那样判断一样东西能值多少钱。
  那桩买卖，细节无从查考，大概是鲍天啸收了钱，但没有按照约定给货。可能给了一部分，后来突然断货。我想他一开始不过是想从中腾挪，希望用后账补前账的办法来应付。他没钱，他又是个天吃星下凡，在这种情形下，谁会不拿过手的粮食先填饱自己肚子呢？他可能觉得，哪天封锁解除了，事情不就结束了么？一旦云开日出，别人也不会太为难他吧。但他亏出个大窟窿，腾挪不开了。于是，有人闹起来。
  蒋存仁领头，他是房东。公寓真正的业主是一个英国洋行老板。一年前回国，离开前把公寓名义上转让给蒋存仁。私底下再另做一份协议，约定哪天他回来，有权无条件收回公寓。
  审讯鲍天啸的那天晚上，我回到自己房间。我住302室，除了震碎几扇窗，炸裂一堵墙，一只热水瓶和两盘瓜子翻倒在地上，爆炸没有对这个房间造成更大影响。但爆炸给我个人生活带来一个需要好好斟酌的难题。爆炸之前，我只是追随丁先生，为他工作。爆炸过后，我却成了个如假包换的汉奸，给日本人做事。汉奸这两个字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只当成一句玩笑话。
  要不是蒋存仁，我宁可在隔壁混到半夜睡觉时再回来。因为还能开火做饭，如今301室有一种诡异的家庭气氛，好像在刻意上演某一部角色错位的喜剧，一群惯于打家劫舍的强盗围坐饭桌，说着些家长里短。外面有更狠的日本宪兵，他们只得轻声细语。
  甚至连女人都不缺，杨家媳妇来帮厨，要把一切都收拾妥当，她才能带点剩饭剩菜回家。假如来个外人，可能误以为小周才是她男人。
  是门房老钱替蒋存仁上楼传话，说他想来见我。他在担心什么呢？我虚掩着房门，他像个老乌龟慌了神，从门缝里先伸进来一只脑袋，又缩回去，然后悄无声息进了门。
  他惊魂未定，呼哧呼哧喘气，多半觉得刚刚那几步路是冒了大险。
  “你们好大胆子，敢做这种事情。”
  我索性吓唬他。
  “都怪鲍天啸这个王八蛋。马先生，你要出来讲一句公道话。”
  我忽然明白他是来威胁我的。在这出戏中，他会是主角。他手上有好几副牌呢，他可以花钱买通我，也随时可以翻脸。这是老一套，好多年不用了，但现在仍可以信手拈来。
  我恰到好处地笑了笑，点上一根香烟，装得没有看见他正热心地盯视着桌上那杯乐口福。
  “老蒋，你太不小心了。”我板起脸教训他，“做人要老老实实，不要投机取巧。你的花样太多了，在日本人背后你也敢瞎胡搞。你是有案底的。”
  他的手停在口袋里抽不出来了，我好奇那里头有什么。小纸片？金条？或者他其实就是想掏一包香烟？
  “你的情况，特工总部是很清楚的，宪兵队也不会不晓得。民国二十四年，你在南市搞了一个抵制日货协会，查抄了很多日本商品。租界里所有抗日分子，我们都摸了底，你是记录在案的。”
  他激动起来：“啊呀，马先生，那时候谁知道他们会打进来？那时候谁不喊两句抗日口号？丁先生也是反对日本的，马先生你不也是反对日本的么？”
  “但你是明星，你振臂一呼，别人就跟在你身后。报纸上都有你的照片呢，你站在查封的商号仓库门前，手上还高举着一面小旗子。你们理直气壮，政府也拿你们没有办法。委员长自己是打算低调一些，先把国内的建设搞好。可是你们吵着要抗日。所以没有办法，只好听你们的。”
  “怎么——马先生，你实在是高看我了呀，马先生，马先生！你这么说，我只能跟你说实话。查封日货，那都是骗骗洋人头，我们那都是看那些囤卖日本货的商人赚了大钱，气不过么。”
  “你们？是你自己吧？拿国家大事作幌子，煽动民众，实际牟取私利。就是你这样的人，把委员长逼上梁山，不惜与日本一战，把汪先生拖下水的也是你这样的人。”
  你自己也不过是个汉奸，我忽然觉得好笑，你是想拉他来垫背么？玩弄这个小人物，翻他的底牌，揭露他，让他自惭形秽，好让自己心安理得？
  南京撤退时，特工总部包下那艘“建国”轮，把多年积累的情报档案全都搬到汉口。一年以后，这批档案又从汉口黄陂路平汉铁路党部二楼搬到重庆川东师范。啊，我还忘记了一段呢，刚刚到重庆那会儿，全都乱了套，应该先是在储奇门药材公会吧？房间分不过来，大家都挤作一堆，一扇门上挂七八个牌子。在汉口时，所有人都往外跑，去铁路饭店，那里有女人，也有牌局。那可真是醉生梦死。也不能怪这些人，国共合作，全民抗战了，大家都找不到工作目标，连单位都要让人家拆了。档案箱子破了没人管，全都堆在院子里，碰到下雨天，成箱成箱泡烂。很多档案就此丢失，找不到了。有些事情也遗忘了，没人记得。可我还记得一些事情，能够记得的东西，你都能记住，对么？
  蒋存仁，一住进甜蜜公寓，我就想起来了。民国二十五年，嗯，我要提醒自己，如果是给林少佐编情报，要写成昭和十一年。好吧，夸大事实没有必要。丁先生要我对公寓所有住户做一个简单调查，安全考虑。门房老钱告诉我二房东蒋先生从前做过抵制日货协会会长。因此一切都想起来了。蒋存仁，一度改名叫蒋国仇，后来又改回来。他在使用蒋国仇那个名字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完全是另外一个人。他摇着一面小旗，在街上呐喊。他吓坏了租界里那些跟日本人做生意的商人，日本货被没收公卖了，再也没有人敢跟日本人做买卖了。日本政府威胁南京，南京发布禁令，不准取缔日货，协会关门，蒋国仇改回原名。
  但是他不知从哪里发了一大笔财，开了一家银行，租界里从此多了一位新贵人。没人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来，风传他把拍卖日货所得侵吞私用。但是在上海，只要你有钱，没人能拿你怎么样。
  我不打算把他那段历史告诉日本人，我只想让他闭嘴。因为偷偷把食物卖给鲍天啸的人是丁鲁。把工具间钥匙交给丁鲁，让他从那取走宪兵队没收的粮食的人，你们觉得还能有谁？“每次只拿一点”，“从下面拿，上面照样堆起来，把中间挖空”，“每次拿多少都要告诉我”。我一边给丁鲁定下七八条规矩，一边怀疑他会不会照办。
  我问蒋存仁，他们到底有什么打算，是真想跑到日本人面前去告状么？他们真觉得日本人会主持公道么？
  不，他说，他们只是吓唬吓唬鲍天啸。谁知道他真害怕了，自己先去招惹日本人。难道抢先一步告状，他自己就能脱罪了？难道东西不是他自己卖给大家的？他们手上可是有证据的，人证物证都有，有他亲笔写下的欠条呢。他要敢在日本人面前胡说八道，大家商量好了，所有人一起咬他，咬死他，就说是他偷偷把粮食运进公寓，他一定有一条秘密通道，谁知道呢，也许英国人当年造这座公寓的时候修过地下通道呢。民国二十年闸北打仗，天上扔炸弹，后来新建房屋，很多都修了地下室。也可能下水道——
  我觉得很有趣，把人关起来，想象力倒丰富了，鲍天啸竟然成了个神秘人物。
  “地道？”我惊讶地说。
  “要不然那些东西怎么弄进来？”
  “他为什么要偷偷把粮食运进来卖呢？”
  “就是跟日本人对着干么！鲍天啸本事大得很呢，告诉你马先生，我可不想害人家。你自己知道就行了，千万不能跟日本人说。鲍天啸鬼得很呢，常有陌生人来找他，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人，我不是说那些舞女。有一趟他不在家，对面济世药房的跑街把一包药粉放在门房老钱那，让转交给鲍天啸，老钱随手放在桌上，药房先生急叫起来，说这东西不能碰水，一碰水要爆炸。”
  我警惕地看着他，讲故事要适可而止，有些故事会要人命。
  “他常去愚园路头上那家无线电行呢。听老钱说，他会摆弄那些东西，自己在家装无线电呢。你说马先生，他会不会有一个电台？”
  “电台？”
  我越发惊讶了。
  “要不然他怎么跟外头联系呢？做买卖要通消息呀。”
  “蒋先生，”我不得不严肃地说，“你一定是小说书看多了，有些话瞎讲起来，弄不好是要杀头的。”
  “是是，马先生，鲍天啸是写小说的，他们写小说的人是有点神神秘秘。有时候做事情在平常人看起来，就像小说一样。”
  “你刚刚说，鲍天啸那里常有女人？”
  “这个事情，你要问老钱。他坐在门房间，公寓里哪一个门洞出什么花样，没有他不晓得的。”
  “你们是嫌这里不够乱吧？这点小事情，要闹到日本人那里，要闹到杀几个人你们才安宁？”
  “就是想请马先生从中斡旋，叫鲍天啸这只赤佬不要再惹事了。”
  “林少佐审讯鲍天啸，我也不在场。那件事情不晓得他有没有对日本人说。不过林少佐后来也问过我，好像他们在说一个女人的情况，你们回去想想看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抓到刺客，你们都要把脑子放在这件事情上，仔细想想爆炸那天公寓有什么反常事情。至于你们之间那点小事情，最好就此闭嘴，鲍天啸那边，我会警告他。”
  如今回想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决定不把实际情况透露给蒋存仁。鲍天啸去找日本人，根本不是要把私下买卖粮食交代出来。会这么做的人一定是笨蛋。鲍天啸当然不是笨蛋。蒋存仁却以为鲍天啸是要“抢跑道”，在日本人那里占住先机，说不定反咬一口，说他们自己偷偷做买卖，到那时他们再说什么日本人都不会相信，可能会觉得他们出于报复，攀诬上鲍天啸。
  但鲍天啸此举，我当时确实解不透。说实话现在也没有完全想通。人到发急了，是可能往绝路上找生机。谁让老蒋他们那么逼他呢？也许他觉得，如果日本人听信他的话，解除封锁，公寓居民总不见得不顾这大恩大德，仍旧要跟他算账吧？又或者日本人没有解除封锁，单单以他重要目击证人的身份，在宪兵队保护下，公寓居民也不敢对他怎么样吧？